“很振奮！”談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工商聯副主席、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戴立忠表示。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關于科技創新、營商環境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等“干貨”政策讓他對民營企業的未來更有信心。

“特別是推動高水平的開放，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在這個階段非常及時，也非常有必要，是我們培育新產業、新動能的關鍵。”戴立忠說。

營商環境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確定了七大新興產業，戴立忠所在的生物產業為其中之一。他深知，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四個要素，即人才、資本、市場、政策。

“人才和資本相對來說是流動的，哪兒能夠做事、哪兒環境好，哪兒的市場大，就往哪兒跑。”戴立忠說。

他告訴《民生周刊》記者，在市場要素方面，中國是占絕對優勢的。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也是增速最快的市場。

此外便是政策了。戴立忠認為，政策要素方面我們確實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這次提出的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就是補齊政策要素的關鍵。戰略新興產業是在全球價值鏈的高端跟人家競爭，必須要有相應的環境。

近年來，我國的營商環境在一步步優化。去年10月31日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為改革而培訓》顯示，在消除國內私營部門面臨的官僚障礙方面，中國的排名上升了32位，位于世界第46位，進入世界排名前50的經濟體之列。

期待對戰略新興產業精準減稅

“深化增值稅改革，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增值稅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的增值稅稅率降至9%，確保主要行業稅負明顯降低。”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減稅內容讓戴立忠尤為高興。

生物醫藥產業，前期的研發投入非常大，而且周期長、風險高，它的資本需求量大，但回報的時間比較長，融資能力相對比較弱，再加上固定資產不多，主要是智力資產，企業能從銀行獲得的貸款相對較少。而企業的產品主要是智力性的產品，可以抵扣的進項很少，所以增值稅就成了這些新興產業較大的負擔。有的公司從公司創辦到實現盈利，稅負負擔與研發投入的比例接近1：1。在這個稅負里，增值稅占了3/4。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稅負降低了企業的研發投入能力，因為新興產業，像生物醫藥產業，最困難的就是前面那些年，那時候負擔是最重的，投入很大，風險很高，又很難借得到錢。”戴立忠說。

在他看來，今年中國在增值稅改革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對于像生物醫藥這樣的戰略新興產業來說，有待更加精準減稅。因為在國際上競爭，中國的戰略新興產業稅負負擔明顯更重。對于新興產業來說，前期是一個死亡高風險期，這個負擔就使它的失敗率更高了。

“如果企業初創期稅負適當低一點，公司發展速度可能要快幾年。新興產業企業的成長性好，增長速度快，其實發展到后面，稅收貢獻會越來越大。像今年我們可以交很多稅了，前面交的稅跟現在的比起來是小數字，但是這些小數字影響大事情。”戴立忠感嘆。

他認為，納稅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但是這個責任的擔負要看企業處在什么時期。比如，對于戰略新興產業的高風險期，稅負還是應該盡量輕一點。“對戰略新興產業要以長遠的、發展的眼光來看，要放水養魚，不能涸澤而漁。”

實際上，對于戰略新興產業，國家出臺了很多支持政策。“收上去的稅又以各種各樣的名義還給你，但企業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拿到這些錢，而且這些經費的返還還存在精準性不強的問題。”戴立忠說。

他建議進一步優化戰略新興產業的稅負結構，跟國際對標，考慮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律和周期，在他們最困難、最需要資金、風險最高的時期，減輕負擔，并且支持方面不要做得太復雜，讓稅負結構簡單化、便利化。

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以高水平開放帶動改革全面深化。而《外商投資法》已于3月8日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中國的投資環境將進一步改善。

戴立忠認為，這體現了國家加大開放力度的決心。但他也指出，“在國際化方面，要避免一個誤區，就是外商外資的超國民待遇。”

戴立忠發現，近年來，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額較大的外資項目或總部項目，仍存在著一些以不符合經濟學規律的手段變相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的現象。此外，他所在的生物醫藥行業，外商品牌產品和民族品牌產品同質不同價的現象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對民族產業形成一定的不公平競爭和沖擊。

“這對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在這些產業，我們國家的底子本來就比較薄，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有了一定的基礎。在一些點上，可以說趕上甚至超過一些國際巨頭企業了，如果給外商企業一個超國民待遇，等于是變相地限制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積累的成果的有效釋放。”戴立忠說。

他希望能形成一個平等的、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外資品牌產品和民族品牌產品在一個公平的平臺上，讓客戶自己去選擇。“如果我們的營商環境能真正跟國際接軌，那么對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我是非常有信心的。”